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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裕伯，字惟镜、景容，松江府上海县人（今上海）人。松江府境东西一百六十里，南北一百七十三里，东至海八十里，西至平江路长洲县，界八十里；南至中明州界九十里；西南到海盐县界六十里到县一百里；西北到昆山县界一百五十里到县二百，陆路西南至嘉兴县界六十里，水路同东北至青龙镇五十四里，水路自靑龙入吴；松江同见嘉禾志。元至元二十九年，以民物繁庶，始割华亭东北五乡，立县于镇，隶松江府，其名上海者，地居海之上洋也。
秦裕伯天资聪明却好学习，由父亲启蒙识字，十分好学。元大德年间（1297～1307），随父辈秦氏良顕、良颢兄弟定居上海县长寿里（题桥）。 宋代末年，秦裕伯祖父秦知柔这一代是避战乱而流落到黄浦江畔的，虽是“宦室裔胄”，但此时已经落难了。而过了50年左右，到元泰定年间（1324～1328），秦良顕出任上海县长人乡里正时，已称为“田产富盛”。秦知柔任江浙行省中书省儤使之后，小儿子秦良颢赴大名府求学，任国子监学录，后调任浙西榷鹾使。大儿子秦良顕出任长人乡里正之前在忙什么呢？
当时，长人乡的社会经济环境正处在轰轰烈烈的“大开发”之中，一是盐业兴旺，二是大量垦荒。上海县长人乡的沿海地区，在唐代末钱镠建吴越国以后，即开始有了煮海制盐之业。南宋建炎年间（1127～1130），在下沙地区建有盐监之后，这一带被辟为下沙盐场。而下沙以西地区，仍以农业为主。随着沿海成陆面积逐渐扩大，盐区亦随之东移。至元末明初，盐区已移至里护塘以东一带。塘内之地称漕田或有司地，属长人乡管辖，设保、图建置；塘外之地则称灶田或盐司地，属下沙盐场，设团、灶建置。
秦知柔、秦良颢当官，自有俸禄保障，加上身处盐业兴旺之地，收入必定不薄。而秦良顕定居在行头秦家行，忙的是带领子孙们垦荒屯田，扩建家园。当时，朝廷为推进这里的“大开发”，规定可以豆麦代替米粮缴纳田赋，后又可以棉花代替米粮纳赋。这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移民，土地日趋熟化，农业生产迅猛发展，土地的主人们自然富盛起来。附近的召稼楼，就是在这个时机以召人耕作而名闻八方，遂形成市镇。附近的拨赐庄，是元顺帝将妹妹百花公主下嫁给丞相脱脱之子时，拨赐这里收归的田产作陪嫁的“脂粉田”，传说有上百顷。这座由蒙古族人建造的庄园此时已颇具规模，还从黄浦江到下沙盐场专门开挖了运盐干河“盐铁塘”。
在如此“大开发”的历史机遇中，秦良顕以及其子孙们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竟然从几乎一无所有的“避难者”，发展为“田产富盛”、宅院硕丰的大家族，以致世上有了“秦家行”这样一个被标上史书图籍的地名，可谓是有幸遇上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然而，尽管秦家的家境日趋富盛，秦裕伯却迟迟未能走通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理想之旅。秦裕伯不足10岁随父母定居长寿里，到至正四年（1344）中进士，出任湖广行省照磨而离乡，其间时达40年左右。
他成年后，在此娶储氏为妻，她是周浦一带的望族之女。当时，周浦储姓家族颇具声望，祖辈是宋代词人储泳（约1101～1165，字文卿，号华谷），随宋室南迁而隐居在周浦一带，后人为纪念他，还倡议将当地称为“储里”或“华谷里”。然而，这望族之女并没有给秦裕伯增添福音，夫妻俩生下儿子，取名世隆，可惜因病早殁。此后，夫妻俩没有再生养。 秦裕伯48岁成为进士，出任湖广行省照磨，做些具体的文书工作，而且熬了六年之久，才得到提拔。元至正十年（1350），秦裕伯赴文化发达的山东高密县（今属潍坊市），升任七品知县。他的才智终于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，能独挡一面，又十分勤政。据《山东通志》《高密县志》等史籍称，历史上的胶东半岛是地势低洼、氟毒横行、十年九不收的地方。当地民谣称“遥望西壕里，苍茫一片洼。人人拖黑腿，个个龇黄牙。有土都是碱，无田不养蛙。等到好年景，也学种地瓜”。秦裕伯指导民众“堑其周为渠，以蓄大雨，渠外筑墉，以防野潦”。之后，“连岁大熟，获麻禾菽麦若干斛”，从而形成当地独具特色的“台田沟”，抵御了盐碱涝洼之灾。
明万历《即墨志》记载，至正十二年（1352），即墨（今属青岛市）知县董守中始建庙学和九贤祠，为当地历史上的九位名宦才俊塑像加以供奉，特请高密知县秦裕伯撰写《九贤祠颂》，勒碑刻石记之。秦裕伯还曾应邀撰写《密州修学记》（密州，今山东省诸城市），由黄翔书正书，被收入《四库全书存目》。可见当时他在山东地区是颇有声望的。
秦裕伯在任高密知县的三年间，不仅没有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，而且把盐民的负担按他们的产量、收益之多寡分成三等九品，废除了原来按统一标准收税的办法，做到了合理公平。地方上经常要有许多临时的或额外的开支，秦裕伯发动农民把原来公家抛荒的土地重新播种耕耘，收获的粮 食即作为过往官员的接待费用，农民、市民不必再交纳额外赋税，不仅供给饮食住宿绰绰有余，而且还有余资可以购置一批新的马匹以供使用。当时，社会时局很不稳定，朝廷让各地州县修筑城池，以利防守。在秦裕伯的规划领导之下，新建的高密县城墙周边有五里长，开辟了东、南、西、北四门。城门均牢固而盖了砖瓦，能遮蔽风雨。城外开凿了宽阔的护城河，河上架设了吊桥，随时可以收起。要想进攻县城，就非越此防线不可。此外，他还大规模地兴修了孔子庙、汉代经学大师郑康成祠堂等公共建筑，又造了一批高密县衙门的办公用房。他在全县境内先后办了42所教学机构，使学童们有了读书的机会。这一系列政绩是在两年多时间内取得的，可见他勤政爱民，“虽动大役而民不知扰”。
当秦裕伯离任时，百姓欲留任而不能，为颂其勤政爱民之功德，特请在大都（今北京）任礼部郎中的明善写了《秦尹去思碑记》，详尽记载其政绩。《秦尹去思碑记》被收入《高密县志·艺文志》。至正十三年（1353）春, 秦裕伯被调往福建地区，出任福建行省郎中。他为官恩威并施，曾规定盗匪首次捕获，发款嘱其自谋生活；再捕获则杖数十，令其归耕；第三次则数罪合科，加重罚，令“清白”而死，即将罪犯投入石灰坑毕命。以此告诫鸡鸣狗盗之徒，要行善事，清白为人。因此，秦裕伯为政期间盗贼匿迹，百姓称颂，赢得“公正干练”的美名。
秦裕伯任行省郎中一年后，即得到越级提拔，出任延平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，后又调往朝廷御史台（监察机构），担任侍御史。然而，不久秦裕伯却“突然”提出辞职了。《明史》说是“遭世乱”，其实是另有缘故。元代晚期，确实世道纷乱。而更关键的原因是，秦裕伯为官十年，尽管十分勤政，但并没有得到朝廷的真正赏识。因行御史南台大夫达识帖睦迩“与江浙省臣有隙”，秦裕伯曾遭台臣“嗾臬司以飞语”中伤，自然甚为愤懑。何况作为一名仕途坎坷的儒生，此时秦裕伯从事监察工作，更深知官场的内幕，但他却无力回天，促使他逐步对分崩离析的时势丧失信心，更为了照料年及八旬的父母，他最终拿定主意，于至正十四年（1354）毅然辞官，先到扬州小住，寻祖访友，后返回故乡长寿里，时年58岁。 《淮海宗谱》称，秦裕伯辞官返回长寿里时，仍“耳目聪明，筋力不倦，高谈剧饮，手不释卷。平生所著意见及典籍格言，历代奏议，日取阅之，爱君爱国之念，耿耿不能忘也”。
一年之后，78岁的父亲逝世，“有诫子书，词甚真切”。从此，秦裕伯与老母亲相依为命又十年。当时，秦裕伯与流寓乌泥泾镇的著名诗人王逢交往甚密。王逢（1319～1389），字原吉，号梧溪子，又号席帽山人，江阴人。少时聪慧，勤奋好学，颇有才气，因而闻名于乡里。为人正直，热爱故乡，关怀故乡百姓的疾苦。一直以布衣为荣，不愿为官。时有金陵台臣推荐他出仕，他则以身体有病而婉辞拒绝。他一心作诗，且才气横溢，多题咏孝义勇烈之事。他寓居乌泥泾镇时达17年，著有《梧溪集》。然而，秦裕伯只享了两年清福，麻烦事又接连发生。至正十六年（1356），起义军首领张士诚（1321～1367）占据苏州后，慕其学名，两次派人上门招贤。秦裕伯却固辞不允。为避招是非，秦裕伯带母亲到松江的横泖去隐居了一段时间。
至正二十年（1360），朱元璋打败上海县的钱鹤皋起反势力，占据了上海地区。相传，朱元璋猜疑心特别重，在南京处决钱鹤皋时，见其白血喷出，因此他一直心神不安，生怕钱鹤皋变作厉鬼长久作祟。而就在这时，朱元璋征召了隐居在家乡的元廷老臣刘基（字伯温），邀其担任谋臣，就此战果辉煌，既得到了有力辅佐，又获得了广泛赞誉。朱元璋发现自己缺少文化和智谋，利用前朝高官为己服务，是一条克敌制胜的捷径。于是，他决意要起用一位出身于上海地区的元廷高官，既可辅助自己，又可讨好当地百姓，冲抵钱鹤皋作祟之危。最终，他选中了秦裕伯，“命中书省檄起之”，拟起用他出任巡回御史或福建行省农田水利都监。至正二十五年（1365），秦裕伯母亲去世，归葬长寿里秦氏墓地。正当他闭门守孝时，事态逼紧了。
朱元璋于吴元年（1367）正月发出《聘裕伯公御书》，派人前来征召秦裕伯出山任职，并十分关切地说：“海滨之民好斗，裕伯居于此地恐有累焉”，即使不愿入朝，也要劝其移居别处。秦裕伯刚安葬母亲，正在家守孝，便对使者说：“食元禄二十余年而背之，是不忠也；母丧未终忘哀出而拜命，是不孝也。”为此，他特作《上中书相国却聘书》，并委托弟亨伯代他赶赴南京，拜谢丞相李善长，回应朱元璋。不久，朱元璋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廷残余势力，在南京称帝。但他却更加担心那些有影响的文人成为对立面，便命令中书省推进征召。洪武元年(1368)四月，朱元璋发出《再聘裕伯御书》，一再甜言蜜语，又以历代应召实例劝其入朝。秦裕伯时年已72岁，坚持称病不起，又作《再上丞相却聘书》回应，还是苦苦推辞，请求“投鹿于山，放鱼于渊，不出范围，物遂其天”。
可是，朱元璋也不罢休，当月又给秦裕伯发出《三聘裕伯公御书》，严词追逼，紧咬不放。相传，传旨者言语颇具威慑性，质问秦裕伯：“天下定，伏处不出，意欲何为？”甚至宣称：“苟坚守不起，恐有后悔。”面对不可抗拒的强权政治，秦裕伯生怕再不从命，必定招致杀身之祸，甚至殃及桑梓。他叹曰：“是皆已甚迫，斯可见矣。”于是，只得垂泪告别故里，随使者入了朝。秦裕伯如此选择，日后成了人们争议的焦点。而秦裕伯当时的心境，另有事实可考察：同年八月间，他应著名文学家杨维桢（1296～1370，字廉夫，号铁崖）之邀，手书了他为明代上海首任知县祝挺撰写的《上海知县祝大夫碑》（此碑于清咸丰十一年毁于西兵之手）。几年前，豪杰钱鹤皋起兵，一度攻下上海县城。而祝挺是明太祖朱元璋指派收复上海县城，后任知县的。秦裕伯欣然为朱元璋的命官手书碑文，除了应对同为元臣、同拒张士诚征召的杨维祯之情义，更说明他当时的心情是不论前朝今世，但求天下太平。
秦裕伯入朝后，授翰林侍读学士，但他受事不受职。次年，朱元璋任命侍读学士秦裕伯和翰林直学士詹同为待制（顾问）。不久，又为治书侍御史（专事办理文件）。洪武三年设科取士后，秦裕伯与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刘基同为京畿主考官。《明史》称秦裕伯“出知陇州，卒于官”。此说也有误。朱元璋要年已75岁的秦裕伯到西北地区出任陇州知州，实是贬官外放。秦裕伯以病辞官不就，返回了故里。对此，清雍正八年（1730）进士曹一士为上海城隍神作《颂序略》时，评价为“释主疑，明民智，不惜一身去就，为国人请命耳。”秦公后人秦荣光有诗赞曰：“救万生灵一入朝，肯贪五斗折陶腰。还山老铁衣仍白，信史千秋节未标。”洪武六年七月二十日（1373年8月8日），秦裕伯在家中悄然去世。而且为了不祸及后人，他宁可绝传，始终未有纳妾，决然息交绝游，以求销声匿迹。 明洪武三年（1370），朱元璋略定中原，大封功臣，分为王、公、侯、伯四等。除赐封开国功臣们不同的爵位之外，还敕封各地城隍神为“显佑伯”。明太祖此举之意，“以鉴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，俾幽明举不得幸免”。城隍就此由护卫神变为阴界监察系统，道教因之而称城隍神职司为剪除凶逆，领治亡魂等。秦裕伯生前，朱元璋三次征召而不受。上海地区又有钱鹤皋可能变作厉鬼，长久作祟。秦裕伯去世后，朱元璋一直心神不安，为了笼络江南名绅，他决意以“生不为我臣，死当卫我土”，亲自敕封秦裕伯为“显佑伯”，称“上海邑城隍正堂”。
朱元璋对秦裕伯生前未到陇州去任知州，“生不为我臣”，必定异常不满。因此封你为上海县城隍神，不担心你拒不赴任。而且，县城隍的封号与陇州知州的品级相等同，不贬不褒，“死当卫我土”。与秦裕伯同为京畿主考官的御史中丞刘基，洪武三年被朱元璋任命为弘文馆学士，授“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”称号，赐封为“诚意伯”。因秦氏祖茔在淡井庙北，而且淡井庙曾为华亭县城隍行殿，秦裕伯被封为“上海邑城隍正堂”后，这里开始供奉秦裕伯。从此，农历二月二十一日定为上海县城隍秦裕伯诞辰日, 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为“城隍娘娘”的生日。洪武三十年(1397)，上海知县张守约将霍光行祠（又名金山神庙）改建成县城隍庙后，“上海邑城隍正堂”被迁移到了上海县城内的县城隍庙后殿。明代上海城地处海隅，屡遭侵扰，尤其是嘉靖年间倭寇五次袭击，民众深受其害。于是，秦裕伯“显灵”的传说越说越奇。城隍庙香火日盛，庙舍不断扩建，人们盼望城隍老爷能保佑一切。
自明嘉靖十四年(1535)起 ，在上海城隍庙的正门口，高悬起“保障海隅” 匾额。清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，秦裕伯又被同治皇帝钦封为“护海公”。在巡道应宝时的号召下，上海城隍庙趁机又作大修，邑人曹一士又推出了《上海县城隍神颂序略》，使“城隍显灵避屠城”的故事越加成真，广泛传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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